編印緣起

民國四年秋，中華大字典旣殺靑，主編者徐鶴仙先生元誥欲續編大辭典，時范靜生先生源廉長編輯所，亟成之，遂商討體例，從事進行，定名曰辭海。越明年，共和再造，靜生重長敎育部，鶴仙亦先後任上海道尹、河東道尹，此事遂擱置。後鶴仙倦游歸來，重理故業，然不斷爲黨國奔走，時作時輟。民國十六年，鶴仙出長最高法院，乃由舒新诚先生繼其事。新城覺原稿中已死之舊辭太多，流行之新辭太少，乃變更方針，删舊增新；然舊辭有從前之字書類書可依據，新辭則搜集異常困難。曾囑同人徧讀新書新報，開始時收穫尙多，後來則增益甚少，嘗有竟日難得一二辭者。又以改加新式標點，費時尤多。十九年春，新城改任書局編輯所長，無力兼顧，乃請張獻之先生相、沈朵山先生頤董其事；獻之任編輯所副所長，亦不能以全力赴之，近四年來，實朵山主持之力爲最。劉範猷、羅伯誠、華純甫（文祺）、陳潤泉、周鉅鄂（頌棣）、胡君復、朱丹九（起鳳）、徐嗣同、金寒英、鄒夢禪（今適）、常友忼（殿愷）、周雲靑諸先生分任其事，先後從事者凡百數十人；範猷任辭典部副主任，捜羅整理，十年如一日，致力尤多。復經黎劭西（錦熙）、彭型百（世芳）、徐凌霄、周憲文、武佛航（堉幹）、王酌淸（祖廉）、金子敦（兆梓）諸先生及舍弟叔辰（執）校閱，亙時二十年之久，亦可謂艱鉅之業矣。此書所以費時而難成者，厥有五因，茲略述之：??

一、選辭之難也：舊辭採集尙易，然判斷其孰爲死辭而删之，則大費周章；新辭不但捜集困難，而且舶來名辭，謹音譚義，重複衝突，決定取捨，亦甚困難。更有同一辭也，新舊異解，彼此異用，勢不能不兼籌並顧；而地名之更改或添置，事類之新出或變遷，尤不能不隨時增訂。故常有已選之辭，不數月而改删；已定之稿，不一年而屢易。總計撰成之稿，凡三十餘萬條，併修改重複計之，殆不下五十萬條，今僅畱十萬條有奇，殆無異於披沙揀金矣。

二、解釋之難也：舊時注疏以及字書類書之屬，其較詳備者，亦僅羅列諸家之說，少折衷歸納之言，學者從事翻檢，往往有目迷五色、無所適從之感；今於羣言龐雜之中，必一一分別其異同，歸納其類似，故一條辭目之編成定稿，往往翻檢羣書至數十種，而結果所得，則僅數字之定義或數十百字之說明而已。又如同一辭目，而兼含新舊各科之意義者，甲撰一條，乙撰一條，丙丁各撰一條，必合數人之稿歸納爲一，或綜合解釋，或分項標明，去其重複，合其異同，始獲定稿焉。

三、引書篇名之困難也：辭目除採自原書者以外，自應兼採字書類書。然我國字書類書所引之書，多僅舉書名而無篇名，常有引用某書，而某書竟無此句者；中華大字典編輯時，核對原書，發現康熙字典錯誤四千餘條；本書有鑒於此，凡引用之古書，仍復查對原書，加注篇名。在編輯者固費時甚多，然期其不致沿前人之訛，且可使學者檢閱原書；我國字書類書相沿之積弊，或可從此稍減矣。

四、標點之難也：我國古籍多不加標點，而其文之難以句讀者，聚訟紛紜，千百年無定案。本書竭同人之力，就其心之所安，應用新式標點，加以確定之句讀，往往討論二三句之點號，至費二三人竟日之力。又如同引一書，因引證有詳略，則標點方法卽須略異。例如引一大段每用分號，引一二句則無須用分號，有時分號變爲句號矣。凡此種種，比舊法僅斷句者，其難易不可以道里計，雖竭力從事，然終不能保其不誤也。至於人地名書名之加線，不惟費力，且占篇幅不少，蓋全書所用之書名線多至二十萬左右，人地名線則爲數更多也。

五、校印之難也：本書分量之大，爲空前所未有，約略計之，全書條數在十萬以上，全部字數約七八百萬，而因新式標點之故，手民費事，校對更難。卽就標點計之，全書點號約二百萬，標號則人地名書名線約五十萬，引號稱是。大本不欲其多占篇幅，故用新五號字；縮本欲其免傷目力，故字體約等於六號字；每面字數約二千，各種符號約七八百。就吾人經驗，普通書每人每日可校七八十面，每書印刷所校三遍，編輯所校三遍，此書則每人每日不過校七八面，印刷所須校五次，編輯所須校十次；名詞術語尙有夾用他國文字者，校對更須專家。至普通漢字，電報書不過七八千字，各印局銅模少者五六千，多者七八千，此次特加製銅模八千餘個，共計已有一萬六千個，尙嫌不足；其僻字新字仍須臨時離刻。此種字體，平時不習見，但絲毫不能訛誤，其困難殆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也。

吾縷述困難之原因，其故有二：一則對於編校排印諸君子表示謝意，一則對於後之編辭典者聊效前驅。吾行年五十，從事出版印刷業三十年矣，天如假我以年，吾當賈其餘勇，再以一二十年之歲月，經營一部百萬條之大辭書也！